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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毕业半年，他还是提出了分开，既不想再背负良心上的债，也不想影响她的生活。

其实他知道，沈爱立是一个很好的姑娘，如果他不是战犯的儿子，而是工人或者农民的儿子，他都会选择和她组建家庭。

可是那时候，战犯狗崽子的身份，让他生活在水深火热里，生存是他首要的目标，无暇顾及其他。时至今日，对于当年那些伤害过他的人，他仍旧无法忘记和原谅。

他抱着油桶漂到港城的时候，浑身湿漉漉地站在岸上，望着对面海岸上明明灭灭的灯火，就在想，总有一天，他要重新回去，重新站在那些欺辱他的人跟前，告诉他们，他魏正还是活下来了，像个人一样地活下来了。

他在港城边做苦力边找姑姑，后来跟着姑姑前往米国做生意，慢慢积累了一点人脉和资产。当年在华国的艰难，仿佛就像一场梦一样，让他不愿再去触及。

那几年的经历，让他对人性彻底失望，除了姑姑一家人，他不再相信任何人。

直到他在朋友家中，意外地看到了一本曾经法国驻华记者撰写的传记，里面有一张照片，很快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：铺着青灰色石砖的小院里，有一株松树，地上落了一层松针，穿着绿色呢子大衣的年轻女士，正和一个可爱的女娃娃在踢球。

照片上的年轻女士，和他在华国的初恋对象很相似，只是他印象里的姑娘，身形是单薄的，脸上也鲜少有这样的好气色。

书里的人，身形微丰，眼睛里有淡淡的欢愉和朝气，虽然和爱立的五官很相似，但是脸上是他从没有见过的一种神气。

他一时概括不出来，但是直觉告诉他，不会有这样像的俩个人，这个人大概就是沈爱立了。

照片底部写着：“好友贺之桢的家人”。

当时他的情绪很复杂，像是拨开了尘封的记忆，从灰蒙蒙的屋子里，找到了一点点光亮，那曾经在他的苦难岁月里，唯一温暖过他的光亮。

他从朋友那里，借走了这本书，后来又碾转联系上了传记作者罗伯特，罗伯特并不记得照片上年轻女士的名字，但他在信里说，这是他好朋友贺之桢的继女，她的母亲似乎姓沈。

一个“沈”字让他确定，这个人就是爱立。照片拍摄于1966年，而他看到的时候已经是1976年，后来他就有心留意大陆那边的消息，华国搞改革开放以后，他就和老乡陈美云联系上了，托她帮忙打听沈爱立的消息。

他记得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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